刘伯承:没有无线电 就没有长征的军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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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无线电通信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事指挥。红军长征,是一次全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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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事指挥。红军长征,是一次全局性、大规模、长距离的战略转移。在这样特殊复杂的军事行动中,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对夺取长征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军在反“围剿”时期,通过作战缴获电台等方式建立了无线电专业分队。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共携带了14部电台。中革军委的第2局、第3局和军委和总部其他机关,以及各军团配备了电台,以保证通信联络和指挥畅通。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也携带了多部电台随军行动。

红军无线电通信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迅速传达党的重大战略决策。

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几乎都是通过无线电通信及时传达到各部队的。当时,军委3局负责通信联络,代号是红星3科。(3局的局长王诤,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无线电技术人员,后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大队的大队长和红军通信学校的校长,为我军无线电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军奖章。)
遵义会议后,为了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军委3局无线电营的第1分队以“急电”方式把会议精神发往各地红军。

长征途中,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多次调整红军战略转移的方针,并从全局出发对其他各支红军从战略上进行指导。这些也都是通过无线电通信传达到各部队的。如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用电报及时向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通报了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征,进入四川的战略决策,指示他们从战略上进行配合。长征途中的党中央,还通过电报,指示正在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反“围剿”斗争的红2、红6军团,要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破国民党军“围剿”,不能与敌人硬拼消耗。这些指示和命令,对各地红军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有效地进行作战部署和作战指挥。

长征中,党中央对重大战役的部署和指挥都是通过无线电通信实现的。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通过3局无线电营的第1、第6分队先后发出300多份作战命令,使中央红军能够及时按照军委部署,抓住战机,通过在赤水河两岸的往返穿插,以高度的战略机动调动国民党军,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

在一些关键时刻,无线电的时效性对保证作战胜利具有决定意义。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时,原计划从3个渡口分别过江。但龙街和洪门渡口江宽流急,架桥和漕渡都很困难,加上国民党军飞机不断低空袭扰,给渡江造成很大困难。为使全军抢在国民党追击大军到达前渡过金沙江,军委立即通过无线电命令红1、红3军团火速赶往皎平渡过江。由于及时接到命令,部队迅速行动,在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到达前,中央红军用6条木船,连续摆渡7昼夜,从皎平渡安然渡过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为了确保军委对各部队的指挥,不间断行军途中的无线电联络,红军的无线电台在长征中经常采取接力行军的方式。如跟随军委行动的3局无线电营第1、第6分队,一般是交替出发。第1分队出发后,第6分队原地坚持工作;待第1分队到达目的地电台架设完毕后,第6分队再出发,这就有效保证了政令的畅通无误。

三是侦听破译敌情,保障作战胜利。

在敌我兵力严重悬殊的情况下,红军通过无线电侦听获取敌情,对夺取作战行动胜利具有关键性作用。贺龙曾经在反“围剿”斗争中说,宁愿损失一个团也不愿意损失一部电台。中央红军长征中,通过无线电侦听破译,获取了敌人大量情报,对夺取战略转移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侦听破译工作主要由军委2局负责,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长征出发时,军委2局编在第1野战纵队,代号是红星2科。当时,红军一般是用一部电台固定跟踪监听敌人一、两个军的无线电通信。这种方式,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路线,使红军有针对性地避强击弱,夺取作战胜利。如二渡赤水后,红军发起遵义战役,5天内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因为通过侦听破译,红军抓住黔北敌军兵力空虚的战机,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给了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

在这次战役中,红军通过无线电侦听,发现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指挥所设在遵义附近的忠庄铺,仅有一个团的兵力警戒,立即派出一军团从水师坝突破黔军阵地杀向忠庄铺。红军的突然攻击,使毫无防备的吴奇伟惊惶失措,急忙带着身边的1个团向懒板凳方向仓惶逃跑。红1军团第二师奋力追击,以一部兵力抢占懒板凳,主力向乌江岸边直插而去,准备切断吴奇伟南逃之路。吴奇伟万万没料到会出现这种险情,吓得拼命逃跑,好不容易抢在红军到达前过了乌江浮桥。为防止红军随后追踪而来,他下令砍断浮桥。随行的1个团官兵千余人来不及过江,滞留在乌江北岸成了红军的俘虏。奇袭忠庄铺得手,可以说无线电侦听立了头功。

无线电侦听破译在红军长征途中最具关键意义的一次行动,发生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时。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几十万国民党军被甩在黔北的有利之机长驱南下,准备渡过乌江进逼贵阳,以进一步调动敌军。3月底,红军在逼近乌江之时,军委2局通过侦听得知,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的主力也正向乌江边急进。如果敌人发现红军准备南渡乌江而从后面进行堵击,则红军将面临前有激流险川,后又追兵阻断的严重局势,有可能再次出现湘江血战的危险局面。关键时刻,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提出,利用我军掌握敌人的电报密码和电文格式的有利条件,假借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的名义,给这两路国民党军发电报,让他们偏离现在的行军路线。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超级指挥,这个办法可以试试。于是,红军以蒋介石的名义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电。两支敌军果然按照电报要求,偏离原有行军路线,红军因此而顺利南渡乌江。

红军无线电侦听破译技术的高超,使国民党军大为震惊、大伤脑筋。1935年5月2日,2局参谋陈仲山在云南境内的羊街因掉队被俘。敌人从他身上发现了被破译的国民党军情报后,滇军总司令龙云急电蒋介石报告。电报说:“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第二天回电指示龙云说:“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之后,敌人的密码一日一换、甚至一报一换。虽然这给红军破译敌人电报增加了很大困难,但2局的同志想方设法,集体攻关,有效克服了困难。从目前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出,敌人头天发出的作战部署,红军第二天就能根据敌人部署作出相应部署。这说明,国民党军的电报还是被红军一一破译了。如在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企图利用大渡河天险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但他兵力调动和部署计划,很快就被红军掌握。红军据此加快行军速度,飞夺泸定桥,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在战场上,指挥员正确的部署与决心来源于对敌情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必要和周密的情报侦察。可以说,红军在长征途中及时有效的情报侦听和破译,对红军以弱胜强,夺取战略转移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说,有了军委2局,我们在长征途中好比打着灯笼走夜路。叶剑英也曾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时,红军从贵阳、龙里间60公里的间隙穿过,“局外人看来很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2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可靠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四是加强相互联络、指引行军方向。

红色电波在长征中对加强各路红军之间联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后,通过无线电台与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保持联系,及时向他们通报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并向他们提供侦破得到的敌情,对这两支红军的行动起了指导作用。中央红军进入云贵川地区后,为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大军的“追剿”处于高度机动状态,无暇长时间侦听敌台。红四方面军电台便及时将侦听到的敌情通报给中央红军。为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两军会师后,专门表扬了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有时候,电台还起到指引部队行军路线的作用。红2、红6军团长征后,留下红18师担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当红18师完成任务后追赶主力时,因为缺乏地图和向导无法确认行动方向。红6军团军团部的电台每天向红18师发电报,通报沿途敌情,指示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使红18师最终赶上了大部队。

此外,红军的无线电台在长征中还广泛收听国内外新闻,为党中央正确分析形势、科学进行决策提供服务;并向外界播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及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广大人民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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